强渡大渡河(英文名:Force Crossing the Dadu River)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典型战役之一。它发生在四川省越西县(今属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是大渡河战役的一部分,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一场关键之战。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红一师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下命渡过大渡河。5月25日,渡河特别行动队的十七位战士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还有八颗手榴弹准备渡河。同日9时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最终在岸上轻重机关枪的掩护下,首艘船上的九名战士冲入了敌人的工事。之后,九名战士在南岸红军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同时,第二船的八名战士也携带两挺轻机枪登岸,大渡河天险被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到5月26日上午,红1团全部渡过了大渡河。之后,为了其余数万人马迅速渡河,红军决定夺取位于泸定县境内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泸定桥。6月2日,红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所属大渡河战役的胜利,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北上开辟了通道,粉碎了蒋介石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粉碎了蒋介石妄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想法。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宽处可达一千多米,水深约七至十米,人称“天险”。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镇长征金沙江之战后,沿会理市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地区。中国国民党深知大渡河是阻挡中国工农红军前进步伐关键的一道天然屏障,蒋介石紧急调集中央军和川军10余万人,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全歼于大渡河以南。前有长江,后有追兵,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唯一的出路就是渡过大渡河。
1935年5月24日,红军走出彝民区,开始向大渡河前进。中央红军先遣队红1师第1团由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直接指挥,冒雨前往安顺场。红1师第2、第3团由师长刘亚楼、政委黄甦率领,随后跟进。在中央红军向大渡河开进的时候,川军刘文辉部第5旅余味儒团已在大渡河两岸安顺场至大冲一线布防,安顺场渡口北岸部署有一个营,南岸部署有一个营。蒋介石下令收缴大渡河南岸所有渡河船只及可用于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北岸销毁。驻守南岸的第5旅营长韩槐阶下令把船只及粮食全部撤到北岸,并在街上堆积柴草,准备点火烧街。第24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却拒不受命,因安顺场有一半房屋属于他的财产。赖执中最后与韩槐阶达成协议,中国工农红军如果到了安顺场就立即放火烧街;红军不到则不烧街。同时,赖执中也暗做逃命的准备,在岸边偷偷保留了一条渡船。就是他留在南岸的这条船解决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渡河的关键。
1935年5月24日晚上8时许,中央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安顺场附近。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下达作战部署:1营夺取安顺场,2营向下游佯动,3营为预备队。刘伯承、聂荣臻亲自向1营营长孙继先部署任务,要求他们迅速夺取渡口,找到船只,并做好渡河的一切准备,并规定,找到渡船,就点燃火堆报信。杨得志亲自指挥1营战斗,令1营三路攻击:1连正面攻击,从安顺场南面冲入镇内;3连从左侧出击,从安顺场西南冲锋;2连和营部机枪排则由镇东南面沿着大渡河边迂回攻击,直插渡口,堵住守敌退路,并负责找船。他要求全体官兵要迅速结束战斗。
1935年5月24日晚上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冒雨开始行动。而在5月23日左权和刘亚楼率红5团攻占距安顺场三十余里的大树堡,在那里造船扎筏,守在安顺场的川军韩槐阶营以为中国工农红军要从大树堡方向渡河,加上天降大雨,认定红军根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到安顺场,所以毫无防备。当1营隐蔽进至安顺场街心时,川军都待在屋内唱戏、拉琴、打麻将。1营官兵不到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另一方面,杨得志在大渡河边的一间茅草屋抓到了为赖执中看守渡船的人。杨得志立即让通信员押着俘虏到1营,令孙继先马上拉船、找船夫。孙继先带人赶往河边把渡船拉到了岸边,接着又挨家挨户地动员群众,寻找船夫,直到1935年5月25日拂晓,方找到了十几名船夫,但是孙继先却忘记了点燃火堆报信的事情,直到刘伯承、聂荣臻亲自赶到才想起。
1935年5月25日天亮后,杨得志把挑选突击队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孙继先决定从2连选人,并与杨得志商量确定了渡河突击队的十六人名单,并确定由2连连长熊尚林带队。之后又有一名战士报名参战,十七位战士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还有八颗手榴弹。
刘伯承亲自到江边指挥战斗,令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和三门迫击炮组成的火力掩护队各就各位,又特别嘱托神炮手赵章成做好准备。1935年5月25日9时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掩护的轻重机关枪一齐开火,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刘伯承见对岸碉堡对特别行动队渡河威胁很大,令赵章成将其干掉。在枪炮声中,熊尚林带着八名突击队员登上了第一船,向对岸渡口冲去。在敌人的攻击下,渡船成功冲过上流,靠近了对岸山崖下的渡口,船上的九名战士下船后与川军展开了战斗,并最终冲入了敌人的工事。
山崖上的川军见中国工农红军只有九个人登岸,组织了约二百人从后面的工事冲出来进行反扑。刘伯承叫赵章成开炮支援,熊尚林等人乘敌混乱,占领了滩头阵地。川军拼死顽抗,连续进行反扑。熊尚林等人依托敌人留下的工事,坚决守卫渡口,南岸的红军集中各种火力支援他们作战。双方交战过程中,第二船的八名战士也携带两挺轻机枪登岸,大渡河天险被红军突破。红1团部队突破安顺场后,刘伯承立即命令工兵连架设浮桥。但渡口水深流急,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部队想方设法又找到了三只渡船,可都需修补。虽严密组织,加紧渡河,直到1935年5月26日上午红1团才全部渡过了大渡河。
中国工农红军数万人马要靠四只渡船迅速渡河几乎不太可能。而此刻,国民党军薛岳部“追剿”军已经到达礼州,正向安顺场昼夜赶进;北岸的川军杨森部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则到达峨边彝族自治县以西的金口河区,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红军不能迅速渡河,就将处于背水作战、两面受敌的险恶境地,很可能会重蹈石达开太平军的覆辙。1935年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安顺场。在听取了刘伯承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开始。晚上10时许,刘伯承、聂荣臻率红1师先头部队进了泸定城。6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
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位于石棉县大渡河西岸,2004年5月25日正式建成开馆。纪念馆以弘扬红军精神为主题,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圣地。纪念馆先后获评全国百个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战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
杨得志撰文回忆
在1957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的文章分为“光荣的使命”“胜利的前奏”“天亮以后”“我一定要去!”“庄严的时刻”五个小节。其中在“我一定要去!”和“庄严的时刻”中,杨得志写道:“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根据杨得志原作,出版了连环画《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刘伯承回忆历史
《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提出: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提意见的是一名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让孙继先以正视听。孙继先表示他不能称自己是勇士。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发行不久,孙继先看到有关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叙述后,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当勇士,但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应该符合史实。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团长、时任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说:“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杨得志看到新版《星火燎原》由自己署名的《强渡大渡河》一文,很奇怪也很恼火。他对孙继先说:“这篇回忆文章,没有经过我审查就修改了。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杨得志宽解孙继先说:“鉴于新版书已经出版发行,已无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1985年,杨得志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也与广大读者见面。有关强渡大渡河部分,杨得志都进行了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战斗的史实。他特别写道:“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济南市病逝。在治丧期间,他的小儿子孙东宁从济南回到北京,去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杨得志。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杨得志在讲到长征时说:“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领。九加九是十八,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正在这时,济南军区老干部局杨局长来电话,征求杨得志对《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特别是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评语是否准确。杨得志回答道:“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
1990年,孙继先逝世时新华社播发了《向孙继先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济南举行》的电稿,文中说:“长征途中,他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2006年10月22日,舟山晚报网《十八勇士孙继先之子“话说长征”》一文介绍称:“孙继先将军作为当年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22军军长,不仅亲自指挥了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而且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十八勇士之首,解放后成了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展,一改70周年展板,不但列名孙继先,且居原17人之上。
强渡大渡河和长征中的许多场战斗一样,是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殊死搏斗,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用流血牺牲换来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档案馆 评)
第一波次强渡的17名勇士,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乘坐一艘破旧木船,就敢于克服艰险强渡大渡河;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红军官兵用自己的英雄壮举践行了理想信念,挑战了人类极限,创造了中国革命史和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这场伟大战斗中蕴含的伟大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铭记。(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 作者薛国斌、张苗 评)
在我们走近大渡河前,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目睹,才知并非虚言。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滚的旋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以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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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大渡河(英文名:Force Crossing the Dadu River)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典型战役之一。它发生在四川省越西县(今属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是大渡河战役的一部分,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一场关键之战。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红一师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下命渡过大渡河。5月25日,渡河特别行动队的十七位战士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还有八颗手榴弹准备渡河。同日9时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最终在岸上轻重机关枪的掩护下,首艘船上的九名战士冲入了敌人的工事。之后,九名战士在南岸红军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同时,第二船的八名战士也携带两挺轻机枪登岸,大渡河天险被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到5月26日上午,红1团全部渡过了大渡河。之后,为了其余数万人马迅速渡河,红军决定夺取位于泸定县境内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泸定桥。6月2日,红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所属大渡河战役的胜利,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北上开辟了通道,粉碎了蒋介石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粉碎了蒋介石妄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想法。
战争背景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宽处可达一千多米,水深约七至十米,人称“天险”。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镇长征金沙江之战后,沿会理市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地区。中国国民党深知大渡河是阻挡中国工农红军前进步伐关键的一道天然屏障,蒋介石紧急调集中央军和川军10余万人,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全歼于大渡河以南。前有长江,后有追兵,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唯一的出路就是渡过大渡河。
战斗经过
安顺场寻船
1935年5月24日,红军走出彝民区,开始向大渡河前进。中央红军先遣队红1师第1团由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直接指挥,冒雨前往安顺场。红1师第2、第3团由师长刘亚楼、政委黄甦率领,随后跟进。在中央红军向大渡河开进的时候,川军刘文辉部第5旅余味儒团已在大渡河两岸安顺场至大冲一线布防,安顺场渡口北岸部署有一个营,南岸部署有一个营。蒋介石下令收缴大渡河南岸所有渡河船只及可用于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北岸销毁。驻守南岸的第5旅营长韩槐阶下令把船只及粮食全部撤到北岸,并在街上堆积柴草,准备点火烧街。第24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却拒不受命,因安顺场有一半房屋属于他的财产。赖执中最后与韩槐阶达成协议,中国工农红军如果到了安顺场就立即放火烧街;红军不到则不烧街。同时,赖执中也暗做逃命的准备,在岸边偷偷保留了一条渡船。就是他留在南岸的这条船解决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渡河的关键。
1935年5月24日晚上8时许,中央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安顺场附近。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下达作战部署:1营夺取安顺场,2营向下游佯动,3营为预备队。刘伯承、聂荣臻亲自向1营营长孙继先部署任务,要求他们迅速夺取渡口,找到船只,并做好渡河的一切准备,并规定,找到渡船,就点燃火堆报信。杨得志亲自指挥1营战斗,令1营三路攻击:1连正面攻击,从安顺场南面冲入镇内;3连从左侧出击,从安顺场西南冲锋;2连和营部机枪排则由镇东南面沿着大渡河边迂回攻击,直插渡口,堵住守敌退路,并负责找船。他要求全体官兵要迅速结束战斗。
1935年5月24日晚上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冒雨开始行动。而在5月23日左权和刘亚楼率红5团攻占距安顺场三十余里的大树堡,在那里造船扎筏,守在安顺场的川军韩槐阶营以为中国工农红军要从大树堡方向渡河,加上天降大雨,认定红军根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到安顺场,所以毫无防备。当1营隐蔽进至安顺场街心时,川军都待在屋内唱戏、拉琴、打麻将。1营官兵不到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另一方面,杨得志在大渡河边的一间茅草屋抓到了为赖执中看守渡船的人。杨得志立即让通信员押着俘虏到1营,令孙继先马上拉船、找船夫。孙继先带人赶往河边把渡船拉到了岸边,接着又挨家挨户地动员群众,寻找船夫,直到1935年5月25日拂晓,方找到了十几名船夫,但是孙继先却忘记了点燃火堆报信的事情,直到刘伯承、聂荣臻亲自赶到才想起。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天亮后,杨得志把挑选突击队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孙继先决定从2连选人,并与杨得志商量确定了渡河突击队的十六人名单,并确定由2连连长熊尚林带队。之后又有一名战士报名参战,十七位战士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还有八颗手榴弹。
刘伯承亲自到江边指挥战斗,令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和三门迫击炮组成的火力掩护队各就各位,又特别嘱托神炮手赵章成做好准备。1935年5月25日9时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掩护的轻重机关枪一齐开火,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刘伯承见对岸碉堡对特别行动队渡河威胁很大,令赵章成将其干掉。在枪炮声中,熊尚林带着八名突击队员登上了第一船,向对岸渡口冲去。在敌人的攻击下,渡船成功冲过上流,靠近了对岸山崖下的渡口,船上的九名战士下船后与川军展开了战斗,并最终冲入了敌人的工事。
山崖上的川军见中国工农红军只有九个人登岸,组织了约二百人从后面的工事冲出来进行反扑。刘伯承叫赵章成开炮支援,熊尚林等人乘敌混乱,占领了滩头阵地。川军拼死顽抗,连续进行反扑。熊尚林等人依托敌人留下的工事,坚决守卫渡口,南岸的红军集中各种火力支援他们作战。双方交战过程中,第二船的八名战士也携带两挺轻机枪登岸,大渡河天险被红军突破。红1团部队突破安顺场后,刘伯承立即命令工兵连架设浮桥。但渡口水深流急,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部队想方设法又找到了三只渡船,可都需修补。虽严密组织,加紧渡河,直到1935年5月26日上午红1团才全部渡过了大渡河。
夺取泸定桥
中国工农红军数万人马要靠四只渡船迅速渡河几乎不太可能。而此刻,国民党军薛岳部“追剿”军已经到达礼州,正向安顺场昼夜赶进;北岸的川军杨森部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则到达峨边彝族自治县以西的金口河区,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红军不能迅速渡河,就将处于背水作战、两面受敌的险恶境地,很可能会重蹈石达开太平军的覆辙。1935年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安顺场。在听取了刘伯承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开始。晚上10时许,刘伯承、聂荣臻率红1师先头部队进了泸定城。6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
战争影响
强渡大渡河所属大渡河战役的胜利,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北上开辟了通道,粉碎了蒋介石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粉碎了蒋介石妄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想法。
后世纪念
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位于石棉县大渡河西岸,2004年5月25日正式建成开馆。纪念馆以弘扬红军精神为主题,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圣地。纪念馆先后获评全国百个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相关争议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战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
十八勇士的记载
杨得志撰文回忆
在1957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的文章分为“光荣的使命”“胜利的前奏”“天亮以后”“我一定要去!”“庄严的时刻”五个小节。其中在“我一定要去!”和“庄严的时刻”中,杨得志写道:“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根据杨得志原作,出版了连环画《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刘伯承回忆历史
《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十八勇士遭质疑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提出: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提意见的是一名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让孙继先以正视听。孙继先表示他不能称自己是勇士。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应该是十八勇士
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发行不久,孙继先看到有关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叙述后,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当勇士,但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应该符合史实。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团长、时任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说:“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杨得志看到新版《星火燎原》由自己署名的《强渡大渡河》一文,很奇怪也很恼火。他对孙继先说:“这篇回忆文章,没有经过我审查就修改了。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杨得志宽解孙继先说:“鉴于新版书已经出版发行,已无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1985年,杨得志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也与广大读者见面。有关强渡大渡河部分,杨得志都进行了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战斗的史实。他特别写道:“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济南市病逝。在治丧期间,他的小儿子孙东宁从济南回到北京,去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杨得志。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杨得志在讲到长征时说:“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领。九加九是十八,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正在这时,济南军区老干部局杨局长来电话,征求杨得志对《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特别是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评语是否准确。杨得志回答道:“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
被列为十八勇士
1990年,孙继先逝世时新华社播发了《向孙继先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济南举行》的电稿,文中说:“长征途中,他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2006年10月22日,舟山晚报网《十八勇士孙继先之子“话说长征”》一文介绍称:“孙继先将军作为当年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22军军长,不仅亲自指挥了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而且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十八勇士之首,解放后成了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展,一改70周年展板,不但列名孙继先,且居原17人之上。
相关评价
强渡大渡河和长征中的许多场战斗一样,是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殊死搏斗,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用流血牺牲换来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档案馆 评)
第一波次强渡的17名勇士,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乘坐一艘破旧木船,就敢于克服艰险强渡大渡河;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红军官兵用自己的英雄壮举践行了理想信念,挑战了人类极限,创造了中国革命史和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这场伟大战斗中蕴含的伟大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铭记。(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 作者薛国斌、张苗 评)
在我们走近大渡河前,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目睹,才知并非虚言。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滚的旋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以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评)
参考资料
The Art of the Party: Force Crossing the Dadu River.CGTN.2025-05-25
长征中有哪些重要战役战斗.人民网.2025-05-25
大渡河战役:攸关中央红军生死之战.中国军网.2025-05-25
第十二章 强渡大渡河.人民网.2025-05-25
大渡河战役:红军的生死存亡之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5-05-25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十七名勇士的革命壮举.人民网.2025-05-25
杨得志上将晚年揭秘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真相.中国新闻网.2025-05-25
杨得志上将晚年揭秘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真相(2).中国新闻网.2025-05-25
杨得志上将晚年揭秘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真相(4).中国新闻网.2025-05-25
从“十八勇士”的争定看孙继先将军品格.人民网.2025-05-25
百集微纪录·红色档案丨强渡大渡河 留下了永远敢于胜利的精神丰碑.央视网.2025-05-25